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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而言之，杂文属于文学体裁，评论（时评、新闻评论）属于新闻体裁。从“杂文写作”转向“评论写作”，表面看是两种文体之间的转圜，实有一个特殊的时代大背景在。这一转向肇始于21世纪00年代初，彼时话语环境开阔，都市报风起云涌，评论版遍地开花，时评写作霎那间接续了上世纪初的高光，一时间乱花渐欲迷人眼。大家舍“杂文”而从“时评”，只是因应了时代的需求罢了。受众需要公共话题的深入解读，知识分子需要对公共话题发声，媒体需要对公共话题设置，政府需要对公共政策的推动，时代形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共识。
这一转向除了大背景，还有若干技术原因。诸如，时评对于杂文而言，不讲求起承与文韵，就像《革命军》的“径直易知”，更有瞬间爆发力、传播到达率；稿费，时评远高于杂文，不要小看这一点。我在主持《南方都市报》评论部时（2002-2003年），千字时评稿费400元，算是某种程度地恢复了对时评写作者应有的体面和尊重，除了荟聚一批资深论者，像杨耕身、于平、曹林、周智琛一批新锐作者也成了生力军。后来主持《新京报》评论部时也大体如此。时评版面体量和节奏也远胜于杂文版面体量。我在《南方都市报》设计推出了国内媒体第一个“社论对页版”，每天出版两个评论版，内容吞吐量大、出版节奏快，远非杂文版面所能比拟。主持《新京报》评论部不久又创办“评论对话版”，之后我的搭档王爱军先生又推出《评论周刊》（这个周刊你本人也曾参与运营），所谓“大需求创造大消费”。
现在不是一个“评论的时代”。担当起“时代”一说，仅仅靠评论数量是支撑不起来的，靠体裁的创新也是支撑不起来的。“评论的时代”，要有若干标志。诸如一代有担当有识见的媒体评论员，一辈走出书斋积极论政的知识分子，一众跨越圈层影响巨大的评论作品，一批有口皆碑的评论栏目和版面，一群忠实、挑剔而专业的读者，一个相对开阔的话语环境。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生态体系，而不是只有评论员和媒体在那里自娱自乐、自嗨自潮。现在只能说是一个评论众声喧哗的时代，是一个评论繁而不荣的时代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大家都有了麦克风，平权是可喜的事情。
孟波：“AI评论已经超过评论作者的平均水平”，是一件可喜的事情。让那些平庸的评论员下岗，去让他做他更适合做的事情吧；“AI评论已经超过评论作者的平均水平”，是一件可喜的事情。AI还没有达到很高的评论写作水平，说明他还不能完全替代人类。那些高水平的评论员暂时可高枕无忧；“AI评论已经超过评论作者的平均水平”，是一件可喜的事情，它告诉评论员，如果裹足不前，就可能要被AI取代。评论员们因此获得意外的动力，向前辈学习，向AI学习。
高明勇：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“评论”与“地域”的关系，有时大家私下会开玩笑说，“河南是出评论家的地方”，“一个评论圈，一半河南人”。事实上，在学术层面，无论梁启超先生的《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》（1924），还是钱基博先生的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(1943)，都严肃探讨了“学人”与“地域”的关系，文学创作层面，也有所谓的“文学豫军”“文学苏军”“文学陕军”等现象。您如何看待“评论/”“评论人”与“地域”的关系，为何评论人会扎推在河南出现？
孟波：与文学“文学豫军”“新闻豫军”的地位相比，“杂文豫军”“评论豫军”差可比拟。“文学豫军”揽得最多的茅盾文学奖杯；“新闻豫军”群英荟萃，任白涛、穆青、丁希凌、马云龙等；“杂文豫军”大家络绎不绝，南丁、柏杨、王大海等。水涨船高，近些年“评论豫军”异军突起，虽不见高峰，但不少高原。想来有以下原因：历史的基因，中原自古出辩才。老子，庄子，韩非，贾谊，韩愈，莫不是哲思和论证的模范；中原文明发源地，自古有不平则鸣、文以载道、关怀现实的道统。中原之地，农业和人口大省，曾遭逢太多苦难、转型和变革，确是观察社会、文化冲突和人性变迁的天然富矿和母体，哺育和淬炼了善于自我反思、互相学习、共同成就的一代杂文及评论创作群体。
从技术角度而言，一个是追问谁为孙志刚之死负责？一个是把大学生孙志刚还原为普通公民，追问在国家机器面前明显弱势的普通公民的权利如何不被践踏。这两个追问，是以挖掘呈现事实为主要任务的新闻报道所无法和不便提出的，而这恰恰是评论的天职所在。这就是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这对互为犄角的黄金搭档的意义所在。胡适先生总结《大公报》成功之处提到两点：登载确实的消息，发表负责任的评论。这正是新闻与评论的双赢关系。“孙志刚报道”只是再次证明了这个规律而已。
孟波：这场媒体“批判性”与“建设性”的争论，缘起于2001年创刊的《经济观察报》所标举的“理性，建设性”理念。一时起，新闻学者陈力丹、展江等，媒体《南方周末》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等，研究媒体《新闻战线》《新闻与传播研究》等进行了关注和论战。批评派主张，媒体的首要职责是揭露真相、批判不公，“建设性”可能模糊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使命，弱化监督锋芒，替既得利益者出谋划策，忽视为发声。建设派即《经济观察报》，主张“不冲动、不破坏、不媚俗、不偏激、不炒作，不盲从、不骄傲”，克制平衡，反对极端，坚守市场经济和法治理念，更符合转型期需求。
2003年11月，新京报评论版创刊伊始，拟了一个征稿启事，具体内容已模糊，但的确提出了“拒绝杂文”。新京报评论部的理念之一是“积极稳健有见地”，与杂文讽刺、幽默的文风明显迥异。因此，该提法并非刻意针对和排斥杂文，其实新京报的副刊也间有杂文随笔刊登，只是新京报评论的理念定位于杂文不同而已。但是，这么一个简单化的表述，的确开罪甚至激怒了一众杂文界的师友和媒体。这一提法，的确有些矫枉过正。但正如陈独秀先生在《新青年》坚决主张对反白话文者的批评要矫枉过正一样，“拒绝杂文”这一矫枉过正，的确给新京报评论部狠狠打了一个成功的征稿广告。
作为评论员，我们必须始终抱持以“传世”的态度去创作“觉世”的作品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三年功。这又回到了前面所谈到“无阅读，不评论”的厚积薄发问题。其实，你看，即使在梁启超先生眼里“觉世”的作品，在我们眼里依然是“传世”的作品。为什么？梁启超先生作为清华“四大导师”之一，胸中何止弱水三千，起笔每次只取一瓢，不“传世”也很难。章太炎先生的政论，也可作如是观，至今光芒万丈。李普曼、克鲁格曼的政论，也可作如是观，一个写出了舆论学大师，一个写出了诺贝尔奖。